今天我们《文化视点》的座上嘉宾是三位作家，以小说见长的周梅森、矫健和朦胧诗人徐敬亚，这三位都有过一段下海的经历，又都始终没有远离过文坛，如今他们当中有的已湿漉漉地爬上岸来，有的人还一只脚在海里，那么他们曾经历了怎样的故事，又都有怎么样的想法，以及这批作家又会给文坛带来哪些新景观，新气象呢？
姜丰（主持人）：今天要和您谈论的话题是“文人的下海与上岸”。我们既然说“下海”，还是从当年下海的经历说起，矫先生，您比周先生先下海？
矫健（作家）：先下海。
姜丰：那么周先生下海是不是受了矫先生的鼓励呀？
矫健：应该说有一定影响。
周梅森（作家）：当时呢，我印象很深，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，改电影剧本《打劫》，记忆非常深刻，矫健带来了一箱子钞票，打开一看，天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，因为我当时写一个电影剧本的稿费，在那个时候是3000元，3000元的稿费要改五六稿、七八稿，甚至一年的时间，同样是付出，但付出和付出之间的差距似乎不太平衡，后来矫健请我洗了一次澡，我们开玩笑说，那是伟大的洗澡。
矫健：周梅森开始表示得很有骨气——“我不挣这个钱”，但是由于洗澡雾气腾腾的，渐渐的，他就忍不住了。
姜丰：周先生，那么您下海后做了些什么？
周梅森：我们是一直携手，做了股票、房地产，搞过车队，卖过书，还卖过羊肉串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和一些公司、大企业都有来往，我们互相渗透吧，中国最繁华的地方我们去过，最贫穷的地方我们也去过，说实话，我们在下海的这几年经历中真正地读懂了什么是生活。
姜丰：那么，在你们读得最顺利的时候达到一种什么规模？
矫健：我们最大规模是搞了一个别墅群，有一百多栋别墅，五栋公寓，产值达到上亿。
姜丰：那么你们当时合作的伙伴知不知道你们是作家呢？
矫健：刚开始我们还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当时基于两点，一点是觉得自己是文人，在文坛上小有名气，当时经商还不是很光彩的事，觉得有点掉价；第二点我们也想完全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和学习，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，一开始我们都没有张扬，我们两人都感觉没下过海。
周梅森：老在关注着文坛的哥们儿都在做什么，到后来我们公司比较好时，我们办公室的书橱里都是我们自己的书。
姜丰：徐先生您倾向于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商人？
徐敬亚（诗人）：在家赋闲的时候，我曾多次攻击过“老总”这个词，等我上班时，竟也有人管我叫“总”，我也肿起来了。
姜丰：徐总，你在公司里担任什么角色？
徐敬亚：策划总监，这不也带了个“总”吗？
姜丰：写作不仅是时间问题，也是个心态问题，那么徐先生，您觉得经商是否影响您的写作？
徐敬亚：应该说没有影响，因为诗人更注重的是内心的锻炼，内心的体验，一些内心的东西，所以我到了公司之后，一些内心的东西，属于你自己的，依然不会有改变，只不过你平时做的事情不一样而已。
周梅森：你作为一个人，你就要生活得好一点，你就要去赚钱，赚了钱，同时在赚钱过程中又获得了某种生命体验，一种强烈的震撼。无论赚钱极其不容易，还是特别轻松好玩，这些都将写入文学作品，和体验那不一样，有本质的区别，即流出的是血而不是水。
徐敬亚：就是说，你自己身上的肉肯定是长得特别好，要是你从别人那儿割二斤肉挂你自己身上，你看那能舒服吗？
姜丰：所以经商赔了，那就是自己的肉，是切肤之痛啊。那么矫先生，您经没经过什么叫“切肤之痛”？
矫健：感觉切得我真疼的是一种叫做“期货”的东西。一转眼，输掉14万，别人告诉我钱没了。我说怎么没了，人家说爆仓了，化为乌有，这个时候我感觉很奇怪，这时候是文人的心态了，他自己去体验了，除了打击，切肤之痛以外，我把20层楼的窗子打开，把上身探出去，努力往下看，街上车和人像甲壳虫一样很小，我想资本家就是这时跳下去的。
姜丰：矫总如果再描写资本家跳楼时的情景，心理描写一定非常的细腻和精彩，那您当时做生意有没有成就感呢？
周梅森：成就感有啊，有时心情很沮丧，碰到很麻烦的事情就去看我们开发的小区，看到一片片荒滩上一座座楼房在崛起，那时候确有一种成就感，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我们干起来的。
姜丰：那会儿特有成就感吧。那么商场上的成就感和文坛上的成就感有什么不同？
矫健：商场上的成就感给人刺激，使人兴奋，但它不是一种长远的，楼售出去了就不是你的了，而书永远静静地躺在你的书架上。
姜丰：还是觉得文章是千秋伟业。看来三位在海里都是游刃有余，过得特别自在，特别有成就感，那么你们什么时候动了上岸的念头呢？
矫健：我坦率地说，是由于失败，没有那么游刃有余，我们的楼全套在那里面了，有的卖掉了，有的新盖起来，还没卖，资金也压进去了，像吊死鬼一样吊在那儿。
周梅森：我下海比他晚点，上来比他早点。
徐敬亚：你又迟到又早退。
周梅森：在雾气腾腾的浴室里，他给我描述，他问我周梅森，你觉得当个作家最想得到的是什么？我说有几十万存款，有一栋别墅，有一辆车，我就安安心心地在家里写作。当时矫健就说这个梦想很好实现，我告诉你，三年……后来这一切我都得到了，于是作为我，作为一个现代人，能够拥有的物质水平，生存条件我都拥有了，然后我就退回来开始写作，然后是《人间正道》、《天下财富》，我又回到了温馨的文学大家庭。
姜丰：那么矫总，如果没有失败你会不会上岸呢？
矫健：我不会上岸，我们的周总也不会上岸。我想我们不会放弃文学，等我们的企业稳固了，生意好转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副总经理主持工作，我们当时想得很好，我们自己躺在别墅里，吃着好的，写着好文章，喝着好酒……在商海里赚钱确实不容易，我们的船打翻了，我们才上岸的。
姜丰：徐先生，如果现在您有足够的财富的话，您还会不会去上班？
徐敬亚：第一天我就很明确为自己订出一个阶段性的计划，时间限制很短，短期行为，我就是上一个很短的班，打一个短一点的长工，接着在上班当中发现生命并没有受到压抑，我做了很大的思想准备，这也可能是不一样，是由于局限的小环境，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健全的公司，健全的环境，这个人也是健全的人，他完全可以上班，所以我现在上班的时间可能会稍微延长一点儿。
姜丰：我再问已经上岸的两位作家，还有没有再下海的打算？
矫健：没有了，被海水淹没了，这种感觉就像泰坦尼克号救起来的游客一样，多惨痛。那你将来是不是还有下海的打算？
周梅森：我还有下海的可能，因为这下海的经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甚至是我文学生命的一部分，你们也不要听矫健很虚伪地讲假话，昨天我们一见面我启发他再谈一笔伟大的生意时，他马上和我谈到夜里四点多，并且不惜屈尊做我的助手。
姜丰：现在很多作家陆续下海，这会给文坛造成什么影响？
矫健：这是件好事，同时作为从海里上来的人，我是那样一种心情，叫小鸟去飞一飞吧！
（摘自《约会大家：走进文化视点》，赵安、张晓海主编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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